2017/07/14 11:04

意大利民谣唱作人——《地中海的声音》

本书是由旅意文化学者、音乐评论人张长晓所作。本书主要介绍了意大利*具代表性的民谣唱作人,如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卢西奥·巴迪斯蒂、乔治·盖伯等。书中的一大亮点是讲述了这些不为我们所知的意大利民谣人物和他们的音乐,还有他们与英美流行音乐代表人物的一些轶事,


章节节选:

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Fabrizio De Andre)

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Fabrizio De Andre),意大利民谣诗人,出生于热那亚,是意大利著名的词曲作者和民谣歌手。他的作品中充满热那亚民谣元素并受到乔治•哈森、鲍勃•迪伦、伦纳德•科恩以及“垮掉一代”、象征派、意识流诗歌的影响。

安德烈50年代后期开始词曲创作生涯,1968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第一卷》,但生性低调的他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直到1975年才举行了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同年发行专辑《第八卷》,歌曲都是旋律优美的吉他民谣曲风。

70年代中后期的安德烈在民谣的基础上加入了南美音乐元素,从1978年的专辑《里米尼》即可窥见一斑。从这点上来说,或许安德烈在保罗•西蒙之前就创造性地将世界音乐融入了民谣音乐。其80年代的与PFM小提琴手茂罗•帕加尼合作的专辑《Crueza de Ma》令其艺术生涯达到最高峰,作品带有意大利热那亚口音,风格上类似于科恩的低调吟唱。这是一张可以带你进入神奇幻想世界的民谣舞曲专辑,也是David Byrne最爱的80年代专辑之一。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对其给予了极高评价。

“小插曲”:安德烈与鲍勃•迪伦
安德烈被誉为“意大利的鲍勃•迪伦”。在他的歌唱生涯早期,安德烈翻唱过一些迪伦的歌曲,如《Romance in Durango》。很多人想知道安德烈与迪伦是否有过交往或合作,我本人对此也很感兴趣,试着作了一些访问,意大利作家沃尔特•彼斯塔里尼(Walter Pistarini)先生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我将谈话整理如下:

正当安德烈在为专辑《Creuza de ma》搜集想法时,鲍勃•迪伦正好于成名后第一次来意大利巡演。1962年,迪伦曾来过一次意大利,在罗马的Folk studio表演,但不是特别受关注。在那个年代,对意大利听众来说,一个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歌手是完全不被认识的,但迪伦留下了3场相当成功的演唱会,分别表演于:维罗纳、罗马、米兰。

在Sirmione记者招待会上,迪伦表明他工作上的愿望,想和意大利歌手在米兰的演唱会上合作,打算找一个有实力的嘉宾。

迪伦原想找琼•贝兹(Joan Baez),她刚来意大利不久并且刚在欧洲巡演完。但是琼•贝兹在她的演唱会歌曲目录中已经加入了"La canzone di Marinella"和"La donna cannone"(意大利歌手De Gregori的歌)。贝兹很坚决地拒绝了迪伦的邀请,没多做解释。之后有传言说,贝兹拒绝迪伦是因为:在德国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迪伦比她得到的掌声更多。

于是就产生了找一个意大利本地嘉宾的动念。迪伦在sirmione就已经大概确定了想法。迪伦很喜欢安德烈与马西莫•布博拉(Massimo Bubola)合作翻唱的"Romance in Durango"(迪伦歌曲),听过之后他很是诧异。特别是巡演组织者大卫•扎德让迪伦听了"La buona novella"之后,迪伦要他马上翻译并着手抄录这首歌。

扎德在征求过迪伦的意见之后,就去找安德烈,并向他提出和迪伦同台和将来二人合作出片的提议。安德烈拒绝了。据当时经历过此事的记者说:“扎德跟他(记者)说这个事,说是问过安德烈为什么会拒绝一个换做别人绝对不会错失的机会。安德烈用一种他以前没有过的吹牛口气答道:‘我不做任何人的拥护者’。然后加了一句:‘如果我要是跟迪伦同台了,至少我也得吓得拉裤’。之后,几次和安德烈见面又提起这个事的时候,安德烈的回应是:‘如果我说过,那也只是开玩笑罢了。’”

我根据沃尔特先生的口述予以整理:

拒绝迪伦的原因一:可能是安德烈本人想保持一种神秘感。

原因二,可能是本质的一个原因:当时迪伦来热那亚,是为了庆祝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事件,而安德烈认为,这一发现导致了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的毁灭,是在摧毁他们的文化。因此,他拒绝参加与迪伦的庆祝活动。

在另一方面,安德烈一心想把《Greuza de ma》做好,全副精力都扑在这张专辑上。他一开始就把这张专辑定位为他所有专辑中最有雄心、最不寻常的一张。除了用热那亚方言演唱,还需要地中海地区的传统乐器来进行配器。乐器的韵律和人声的配合,声音、内容和颜色,概念和环境,都要有一种完美的配合。这让他无暇分身他顾。

意大利传奇音乐家Giorgio Gaber

盖伯那沧桑而附有磁性的声音,不尚浮华,拙朴率真,每一下都触及你的灵魂深处。他有着诗人的情怀,又有着现实主义的热情,他那深情的演唱,犹如在灯光昏暗的酒馆中的深情诉说。

盖伯的潇洒外表,略带叛逆的歌词,在60年代意大利乐坛风靡一时,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剧院歌曲音乐风格的开创者。所谓剧院歌曲是一类与戏剧有关的表达方式,包括演讲及音乐,其中交错的歌曲构成了它最主要的结构,中间穿插独白与旁白,将戏剧与音乐有效的结合。从某种方式上与歌剧有一些相似,但它不是采用美声唱法,其次歌曲不是交响乐配器,更偏向通俗流行音乐。

无论是表现政治宣泄的歌曲《如果我是上帝》还是表现家庭教育的《不要教给孩子》等诸多作品,都表现了这位音乐鬼才非同一般的创造天赋。

他的作品所触及的范围从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对战争的恐惧,及时行乐的处世态度,还有对环境污染的担忧等等,令你惊艳,在他的作品也常讨论一些关于自我寻找与自我探索的话题,包括人该如何找寻真正的自我。他似乎永远保持一种斗志和激情,而他那犀利而深邃的言论可谓是代表了意大利人的良心之声。

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程,其中各种酸甜苦辣,除了盖伯,恐怕我们谁也不清楚。年幼时的盖伯体弱多病,曾患小儿麻痹,这也险些让他的左手瘫痪,在自己持续的锻炼和家人的关爱下才得以康复。

他受许多美国爵士吉他家影响,比如巴尼•卡塞尔(Barney Kessel),塔尔•法罗( Tal Farlow), 比利•鲍尔(Billy Bauer)等,而真正影响到盖伯的则是比利时法语游吟诗人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青年时期的他并未想要成为歌手,而是一心想成为一名乐手,为了能更好的向艺术家们学习纯正的意大利音乐,他迁居到意大利艺术家的聚集地米兰。
在这里他结识了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如还未成名的意大利唱作巨星恩佐•贾纳奇(Enzo Jannaci),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路易吉•坦科(Luigi Tenco),他们一拍即合,组建了红极一时的乐队“落基山脉古战靴乐队”(I Rocky Mountains Old Times Stompers ),在米兰及德国等地进行了巡演,由于被著名音乐人纳尼(NanniRicordi)发掘,盖伯离开了之前的乐队,选择单飞。

1960年,他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一次高峰,这一年他发行了慢步舞曲《别脸红》(Non arrossire),一跃成为电台宠儿,而之后发行的单曲《塞鲁蒂歌谣》(La ballata del Cerutti)更成为他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此时盖伯开始频繁的在电台与电视节目里曝光。

在我看来,此时期盖伯的创作实际是意大利同时代流行音乐创作的缩影,在这一时期诸多意大利唱作人开始寻找一种较为意大利化的表现方式,与盖伯同时期的艺术家,诸如吉诺(Gino Paoli),塞尔吉奥(Sergio Endrigo),翁贝托( Umberto Bindi),贾纳奇(Jannacci)和坦科(Tenco),他们尝试在美式流行音乐(摇滚乐,爵士乐)与法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们用意大利语创作,加入本土元素,几乎揉捏出了意大利早期流行音乐的雏形,而在这些艺术家中盖伯是佼佼者。

成名后的盖伯成了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的常客,在1961年至1967年这几年间,他几乎年年参加音乐节并获得音乐节奖项。
频繁的电台亮相和节目主持以及当时意大利政府对艺术作品的审查制度让盖伯疲惫不堪,他觉得自己变的越来越不像自己,与观众的距离也日渐疏远,于是在1970年,在做完电视节目“E poi qui”的主持工作后,他放弃了所有电视节目工作,转而开始在一片新的领域发展——戏剧,在这一时期他更像一个故事讲述者,讲述一些关于社会,儿童,教育,国家的故事,与此同时,他结识了卢波里尼(Luporini),并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音乐流派——剧院歌曲。

可以说意大利唱作人的成功大多取决于整体,在盖伯的团队里,他负责输出理念,而卢波里尼负责作词,一个团队协作在取长补短的平衡中,不停的挖掘各自的灵感,使音乐更加丰富而立体化。这些就像卢西奥(Lucio Battisti)与莫高(Mogol),德•安德烈(De Andre’)与他的团队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盖伯为何要在职业生涯巅峰时期离开电视屏幕并选择一片他未探索过的领域发展呢?

这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六十年代末,对于意大利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时期,充满紧张,欲望,政治事件和非政治事件,而当时的电视节目往往失信于大众。愤青的盖伯对那些方式赶到厌恶,政府也在诸多方面对盖伯的作品进行审查和限制,比如语言,表达方式等。

正如他本人所述,“我做过这些作品也成功过,但现在这种成功要加一些限制条件了。看上去戏剧活动在我拒绝自我陶醉的前提下又获得了一些意义,然后我问自己,如果成功了,带来的流行度和钱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答案看起来是清晰的,我发现戏剧舞台更适合我,适合我畅想,主导自己的表达方式,戏剧更直接,不像唱片或电影那样,让艺术家与观众之间隔着一层介质,虽然戏剧的盈利远不如唱片,但是可以让我避开那些难以忍受的审核,关于钱,我认为如果能以一种不缄默和不隐忍的方式挣到哪怕一分钱,你就是富有的”。
之后他开始走向戏剧,而盖伯的戏剧首秀要追溯到1959年,与女友玛利亚(Maria Monti)一起,上演过一出名为《乔治与玛利亚》(Il Giorgio e la Maria)的戏剧,他在独白中创造性的加入他之前反响巨大的几首单曲,并以此成为剧院歌曲风格的开山鼻祖,之前电视节目里的盖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作为戏剧演员的新人。

值得一提的是,盖伯以自己作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经历创作了著名的戏剧《G先生》(Signor G),这是一部半自传式的创作,主角Mr.G由盖伯扮演,而他演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充满纠结和痛苦的人”。

在我看来,这一作品明显受到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盖伯所描写的先生G虚伪的生活,妥协又被动,完全迷失自我。盖伯用这种方式表现他对这一时期人们教条又刻板生活的绝望。

“直到1976年,我已经积累很多灵感,而我之后的作品都是对这些灵感的重复加工,有一段时间,就在最后那几年,60年代结束之后,文坛在创作上确实遇到了一些瓶颈,从马尔库塞的法兰克福学派到之后更为激进的运动,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学创作,”盖伯曾在访谈里说。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另外一个盖伯,环境的影响及他的文人情怀。
深夜,欣赏盖伯的音乐就像是等待一瓶意式红酒,拔出塞子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你的等待是多么的值得。尤其他的歌词,那是一种力量。他的歌词描写的不是软绵绵的东西,而是如滚烫的能量,保持着和社会之间的张力,总有一种不屈服和反伪善态度,历经坎坷而去除浮躁的他带给我们的是穿透黑暗的光彩与青春,以及深藏的激情、渴望和拥抱自由的勇气。

他有着一个梦想,有时连他自己也厌倦了自己乌托邦式的梦想,他试图用文字改变世界,他以讽刺的方式唱了近六十年的个人精神病史并依然焦急的想在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中找到自我,他本应该明白,意识形态的没落和政党的交替,这些都在上帝和魔鬼的市场这块地方不断上演。

如何评价旅意学者张长晓?

崔健:接触张长晓有个好处,他能把听说不错的东西,总结成看起来不错。
张楚:他用实际的行动搭建艺术交流的桥梁,让我觉得他和他热爱的那些用心灵写作的音乐人,完全是一样的自我实践的英雄

李皖:他所表现出来的能量,令我惊讶。显然,他最大的才能可能不是在音乐评论方面,而是近似于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大使。

警察乐队Stewart Copeland:Sean让我感觉他有种能将某种梦想变为现实的魔力!

格莱美Rickie lee Jones:Sean尽管年轻,却能量惊人,他对音乐的理解出乎了我的认识!

鲍勃马利之子Damian:我想和Sean一起去中国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他是个非常坚持梦想的Cool man!

奥斯卡获奖电影导演罗伯特贝尼尼:他做了一份让人振奋及Bellisimo的工作!Bravo!Changxiao

意大利晚邮报:从De andre到Jovanotti,可谓意大利流行音乐的传播大使

意大利共和报:他是如此热衷于意大利的作曲家,甚至为此写出一本相关的书,并在他的中国同胞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接下来的一步就很自然了:就是带意大利的艺术家到中国去,反之亦然。长晓是一位企业家的儿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依靠激情,欲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文化强国。

Falcone 曾说,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变得更好,是因为它在提升家庭,精神,善良和友谊价值的方面取得进步,一个社会之所以会繁荣而没有矛盾,是因为憧憬着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只要人人各行尽责。

张长晓,尽管年轻,却给人以相当干练出色的形象,透过他在自己的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组织的音乐活动,张长晓总是无时不刻都在促进跨文化交流以及对于欧洲和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认知,而这是不同人民,人种和族群相处,团结以及理解和跨越差异的重要手段。

张长晓一直都在力求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和交流,为了拉近不同国家和不同社群的人们彼此间的距离,他尽力调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使它们之间能够互相明晰,相遇相知。尤其是张长晓本人的经历则代表了由意大利人唱作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张长晓是意大利音乐传播方面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权威作家及文化大使。


张长晓介绍:

张长晓,祖籍山东济南,当代流行文化研究学者,音乐评论家,西方小语种音乐研究的先驱人物,被意大利国家晚邮报誉为“当代音乐的马可波罗”。目前定居米兰。曾任意大利第39届PremioTenco坦科音乐奖及鲁尼兹亚流行音乐大奖评审会成员,首届意大利华人春晚总导演。2013年5月因在文章中首次透漏罗大佑御用作曲人花比傲已故,在香港及内陆乐坛引起轰动,并为悼念花比傲写有《忽儿今夏-香港的马可波罗》《花比傲与林夕》等撰文。并推荐摇滚教父崔健获得意大利最重要音乐奖项坦科音乐奖。著有《地中海的声音》《灵动的石头》《高贵的靴子》等书籍,他也是少有的中国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外国流行音乐研究专家,尤其奔走于意中两国间,推动着中意音乐交流,文章多发表于《音乐天堂》,香港《阳光时务周刊》等杂志。并在新浪网开有“长晓晓音”音乐笔记专栏,因长期致力于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广意大利当代音乐。曾获第十三届热那亚贝宁城市计划奖(该奖项曾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等),第21届G.Falcone-P.Borsellino”意大利国际特殊贡献奖获得者(此前该奖项历届获得者有意大利共和国前总理Romano Prodi,意大利参议院议长Pietro Grasso,意大利钢琴鬼才大师Giovanni Allevi)。其中《地中海的声音》一书入围第65届意大利premiobancarella最高图书奖特别文化贡献奖(该奖项共1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获此奖项他也是继韩素音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裔作家。

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新书发布会(嘉宾:张楚,谢天笑)

意大利晚邮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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